“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题记(罗大佑《鹿港小镇》)

在北京生活已经很多年了，有了北京户口，也有了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北京，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漂泊的异乡人。

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作法务专员，工资不多，但租房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我听清华的老乡说，清河那边有很多房子出租，价格也便宜。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到了清河，通过街头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找到一套三居室：空房，除电热水器外，再无其他家电，而且，房东说只能整租，不能分租，整套房月租1100元，押一付三。我没有那么多钱，于是向同学借钱付了一个月押金和三个月租金，同时托她们帮我找室友。所幸很快就找到了室友，我借的钱也就很快还给同学了。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要是没有及时找到室友，我那点可怜的工资，岂不是损失惨重？但当时年轻，不会往坏的方面想。

除去衣食住行必须的开销外，其余的钱我大都用来购书，最后所剩无几，是名符其实的月光族，但我似乎并不担心未来。空闲时间就捧着一本书慢慢品读，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流淌。

大约八个月后，我离开了那家公司。那时应该还没有网络招聘网站，至少我不知道有。我对照着司法局公布的全市律师事务所的名单（有地址和联系电话），将自己有意向的律所圈出来，然后拿着简历一家家地上门投递。还好，没花多长时间，在建国门国际大厦找到了一家律所。那家律所的合伙人均是北大法学博士。主任见我本科是在西南政法大学读的，而且获得了律师资格证书，就让我做他的助理。刚开始的三个月，我一直在整理主任过去的办案卷宗。在整理卷宗的时候，我便细细阅读他写的各种法律文书。三个月后，主任开始将他正在办理的案件交给我办理。我认真地写每一份起诉状、代理词、辩护词和法律意见书。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我比他写的还要好（嘿，咱不是自夸，虽然主任您是法学博士，可您并不是法学科班出身哩！）。

一年的律师实习期很快过去了，我成为了正式的执业律师。主任问我是继续作他的助理，还是作提成律师？作他的助理可以继续拿固定工薪，作提成律师则没有底薪，而且案源还得自己找。我说我作提成律师吧，锻炼锻炼自己。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无底薪生活。我很快发现自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善人际交往的我，在举目无亲的北京，而且同学也是初涉职场的情形下，如何去开拓自有案源？好不容易通过人托人的介绍，才找到几个案子，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这弥足珍贵的自有案源，我运用自己所学的法学知识，成功地撰写了让法官不能过于枉法裁判的代理词，并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尽力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较为内向的性格并不适合四处去寻找案源，我的长处在于“做案子”，而不是“找案子”。于是，我找到了另一家做涉外非诉业务的律所做工薪律师。

这家律所的涉外法律业务很多，每一份律师函、合同、法律意见书均须出具中英文两种版本。我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晚上九点多，然后在霓虹灯不断闪烁的建国门街头，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推上末班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分娩前二十天。

孩子的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开始将生活重心放在孩子身上。我看了一本又一本的育儿书籍，给她买玩具，教她用勺喝粥、坐马桶、走路、说话。我每天写育儿日记，记录她的感冒咳嗽，吃喝拉撒。

有了孩子，我不想再从事整天坐班的工作了，我于是开始在民办高校兼职授课，同时也在家作一些英文翻译工作。两年后，我来到了现在的学校任教。在任教期间，我攻读了金融学博士学位，开始发表经济文章，作科研课题。

值得庆幸的是，在房价高涨前我买了房子，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我在两年前又开始了租房生活。我的房子在通州，但是孩子在海淀读初中，她原本住校，一周回家一次。但初三那一年，为减少她周末往返的时间，也为了给她一个比宿舍更安静的睡觉环境，我于是在她学校附近租房。中考前，她勇敢地放弃了学校签约，但没想到中考失利，考到朝阳，于是我又从海淀搬到了朝阳。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家居住呢？这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北京是如此之大，注定了人们随着自己工作地点和孩子学校的变动而不断搬迁。这是一个移民大都市，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变换工作，变换居住场所，漂泊，也许就是很多人持续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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