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顾雏军：《引资购商：中国制造2025新思维》作者

 

 

汪玉凯：顾总你好，国务院去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制造强国战略，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你好象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最近你写了一本书叫《引资购商：中国制造2025新思维》，这本书前几天也搞过一个发布会和专家研讨，我注意到你对中国制造2025似乎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我想和你交流的是，首先您提出来一个新概念叫“引资购商”，这个引资购商和大家过去所熟悉的招商引资这是什么关系？你能不能先从概念上先跟大家作个解释？

 

顾雏军：好，非常感谢汪教授来跟我讨论这本书。招商引资这个词大家都很熟，甚至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招商引资办公室，或者叫招商办，这个在中国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最火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招商引资是每个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市长到书记就干这个活，别的事情都是小事情，就招商引资是大事情。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的工资跟发达国家有30倍的差距，我们90年代（每个工人工资）也就一两百元人民币，发达国家的话，我90年代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一个月2000美金是很正常的，工会的工人差不多要每小时50美金。每个星期40个小时，他们的工会（工人）工资每个星期都能到2000美金的样子。

我们那时候（工资）是200人民币，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都是8.3元人民币1美金，2000美金那就是1.6万人民币，那时候我们国内才200块钱人民币，这里面差不多是100倍的差距了。当然你到中国来，生产同样的东西，你在美国雇一个人，你在中国雇两个人，你还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有招商引资，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中国转移，所以就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这30年的繁荣，特别是初期的繁荣。

 

汪玉凯：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表述说一下什么叫招商引资，什么叫你提出来的引资购商，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顾雏军：招商引资简单的说就是政府把海外的企业引进来，到它这儿来生产、建厂，把海外的企业引到它这个地方来投资，这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我把你招过来，你在我这儿投资，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招商引资。那我这个引资购商就比较简单，就是我们需要去买国外的（制造业）企业，把它买过来，把他制造业的部分，最简单的是首先要把他的零配件搬到中国来，甚至把它整个制造业，除了研发这一部分都搬过来，最终如果我们有条件的时候，连研发部门都搬过来。但是你要购商的话，地方政府就不一定有这么多钱，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引资来购商。

所谓的引资购商基本上还是针对招商引资，地方政府的政策而言的，我们也是希望给地方政府一个代替招商引资的出路。就是招商引资现在不行了，招不到太多的企业，甚至有些企业往回走。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增加当地的就业啊，我们就引资组成一个产业并购资金去购商，并且把制造业搬过来。

 

汪玉凯：十年以前，你可以说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招商引资似乎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手段。你从民营企业家的视野，能不能谈一下这些年来我国在招商引资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

 

顾雏军：我在1999年回国以后也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招商引资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劳动力成本或者生产成本跟国外有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变成水往低处流，当然就会流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所以自然而然就过来了。所以我们只要开放，因为这种落差，自然就会有国外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

 

汪玉凯：所以有的专家也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有三大优势，即全球国际经济背景下的成本优势；在人口红利背景下的规模优势；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活力优势。反映在制造业方面似乎尤为突出。我理解，这三个优势是中国这几十年能够快速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招商引资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你认可这种观点吗？

 

顾雏军：就像您说的一样非常正确，当然汪教授在中国国家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威，这三个都非常正确。我还是想补充一个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可能很少能在文件上发现，就是2005年初，中央党校请我去讲课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观点。就是我国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因为我们原本是有制造业基础的，因为我们这些年是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做的，优先发展第一部类。我们当年第一部类就是生产机床、生产工具这一部类，这一块是我们国家的优先发展，那时候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也要让我们重工业（发展）起来。所以这样使得我们的重工业跟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相比我们有优势，所以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制造业企业搬到中国来，就可以发现还是可以有基本的配套环境，虽然这个配套环境质量不是那么好，但是它有。

 

汪玉凯：我记得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整个这十年，我们的制造业好像主要是以军工生产为龙头的，军工生产能力也是比较强大的。相比之下，其他制造业基本处于低端。但80年代后，通过招商引资过，也带动整个军工企业向民品转移，这个过程也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所以中国制造业第一个升级阶段的转型，大体是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十多年以中国的军工制造为基础，实现了中国制造业第一次转型升级的过程。

 

顾雏军：对，我同意汪教授对招商引资的这种分析。

 

汪玉凯：经过这么多年招商引资发展以后，目前中国招商引资主要面临什么问题？

 

顾雏军：招商引资碰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原来劳动力成本的落差很大，现在落差越来越小，甚至是把中国生产成本都算进去已经划不来了，所以才会有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厂关了以后回去了，那就表明这个算账算不过来了，所以目前碰到的困境就是这个困境，就是因为我们劳动力成本增加。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很多的非劳动力工资因素，房地产、运输成本等。像这一次华为事件，就是说他在深圳的员工买不起房子，所以他有可能要搬走，目前炒作的是这个概念，但是这个炒作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反正这个道理肯定是对的。我不可能说我在这个地方，让我的员工买不起房子，然后我还可能组建一个世界强大的公司。所以现在也是因为国外的很多制造业在中国，他的员工不安心，不安定，他派过来的人，或者招的高级研发人员都买不了房子，所以这就导致了他整个队伍，整个工厂不会那么稳固。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制造业，现在招商引资，我这本书里就是说招商引资已经到了没落的阶段。原因就是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导致有些行业要把他在中国的厂搬回去的地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证明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

 

汪玉凯：我看你在这个书里做了很详细的分析，如果概括起来的话，一个就是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所以很多外商把一些低端制造业，都向劳动成本比较低的国家转移，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而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则回流的本土去了，比如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已经感受到了他们产业的空心化，可能向中国转移过多了，所以将一些高端制造业又回到它本土去了。再一个中国招商引资过程中，能招到的制造业项目整体在下降，而房地产项目、金融领域的项目反而越来越多了，这样实际上也形成了对我们制造业的冲击，所以说这可能是我们当下遇到的突出问题，也是招商引资出现衰落的深层原因。

 

顾雏军：我同意您的这个观点，因为制造业实际上经过了二十多年，近三十年来，（国外）制造业该来的已经来了，不来的（企业）肯定是在劳动力成本（上所占比重不大的企业），比如国外的飞机（制造）没有来，原因就是它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它技术和专利的这些东西，人工（成本）占的比例不大，所以它没有转移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也不会再来，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引资购商，把它买过来，搬到这儿，这是我们能做决定的事。很多劳动成本在整个产品中含量不高的行业，没有向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压力。

 

汪玉凯：讨论招商引资，恐怕很难规避另一个问题，即政府的作用。我以为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似乎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你的视野观察，整个过去30多年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顾雏军：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地方政府以前是争国家投资，80年代就是这样的。后来发现国企在竞争中出现问题，90年代很多国企已经不行了，所以朱熔基总理提出来国企要退出竞争性行业，只搞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国企要从）竞争行业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提高竞争力，搞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喜欢的是外资投资，地方政府基本上可以给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也确实是一个外资进来，对地方的经济影响很大。举个例子，天津这个地方，当年天津的GDP当中，摩托摩拉和三星这两家（企业）产生的GDP，包括跟它相关的服务行业、配套行业，占到整个天津GDP的40%以上，这个了不得。这么大的省级城市，就是因为引进了两大家企业，立马整个GDP和国民经济收入、税收都上去了，所以地方政府当然愿意花最大的精力来招商引资。那个时候很多市长，很多书记，主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

 

汪玉凯：是，实际上这个扩散过程你看得是很清楚的。我认为，中国一开始率先开放了是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这是最早开放的四个特区。后来开放整个东南沿海，这个过程从1978年—1995年，十多年的过程。1995年以后开放向内地扩散了，整个内地也都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到这个阶段已经遍布全国了。有的专家把招商引资做过一些分析，说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政策性的招商，第二类是产业性招商，第三类是服务型招商。

所谓政策性招商就是地方政府最常用的，比如说减免税收，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等。从产业性招商，是指我当地有什么优势产业，我通过吸引外资进来以后，提升我这个产业的水平，提升我的加工能力，提升我的竞争力。还有就是服务型招商，我通过跟外商搞好关系，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优化服务等，吸引外资到这儿来投资。现在看来，这几种类型招商模式，对整个中国的产业发展，包括能够快速形成全世界的制造中心，我觉得起了很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可以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招商引资像刚才顾总讲的，现在全世界产业发展进到了一个新阶段。那么你提出一个叫做引资购商，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引资购商战略构想它的出发点是什么？

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过去招商引资是改革开放大战略，现在国家又提出来中国制造2025也是大战略，并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十年时间，使中国进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再用十年，要在制造强国里处于前列。第三步，最后十年，几乎和美国并驾齐驱。我看有的研究报告把全球制造强国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是美国，第二是德国和日本，第三是英国、法国、韩国，这是现在世界上公认的制造业强国。

所以我就想，如果这是国家的大战略，也是制造强国大战略的话。那么你提的这个引资购商战略，与国家这个大战略是什么关系，你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

 

顾雏军：就是以前讲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还有我们国家的机制，包括千人计划等等，都是为了引进一些高端的技术人才，推动我们中国的技术，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是对的，中国肯定要在研发方面要有很多团队，比如说以千人计划的某个（专家）为核心，组建个团队等等，这些方针都是对的。但是这不是很容易就能带动一个行业往前发展的，因为一个行业绝不是一个专家带动一个行业就行的，就能够起得来的。举个例子，像我们小汽车，乘用车，十多年以前我们当时听奇瑞汽车说，从海外引进了一个水平很高的博士，他就能做自动变速箱。十年下来，后来也给这个博士技术股份了，然后现在也能生产出（奇瑞）自动变速箱。可是中国的自动变速箱还是买的欧美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自动变速箱）也还是没有达到跟欧美一样的水平，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

你现在也发现奇瑞也在买进口的（自动变速箱）。也就是说它本身最初的想法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这就说明一个概念，自动变速箱是一个很复杂的（生产）过程，不是一个教授或者一个博士就能把整个汽车变速箱作为一个部件搞好的，我们更不要说整个汽车了。你把这一个配件到达世界先进水平，现在十几年了你都没有达到，你自己还在买别的（发达）国家的汽车变速箱，你自己研发这一块也没有达到跟人家相同的水平。所以这个意义来讲，就像汽车变速箱这么简单的一个部件，你通过自主研发、引进人才都没有在十年时间实现达到和国外相同的水平。就表明一条观念，有些东西我们不能一厢情愿，我们要有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战略，就是我去买一个汽车变速箱（企业），买美国的，买德国的，买日本的，我们买一家，我们这个汽车变速箱肯定一夜之间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了。如果这家变速箱厂是我们的，我们（就可以转移到）中国生产，就没有必要再买进口的。

我觉得引资购商主要是思路观念，就是我们不宜把我们全部赌注押在引进一两个人才，或者几个人才。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甚至需要的是一系列专利的支撑。因为如果说我引进一些汽车变速箱（专家），专利都控制在别人手上，我要不侵犯别人专利，我要绕路才能过来，很可能这样的汽车变速箱就设计不出来，你再高的水平，也无法完全绕开别人的专利。如果你去买别人的专利，你最后花的钱，比你去买人家变速箱还贵，你还不如买变速箱。

 

汪玉凯：顾总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引资购商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并不矛盾，我们有些东西通过自主研发，投资比较高，有些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拿资本，投入资金，把最新技术、最好的企业买过来。比如说可以填补我们目前这方面的空白，不一定每一项我们都要从头开发，从头创新，我的理解对吗？

 

顾雏军：对，实际上有些专利的壁垒，你可能研发的时候要绕过这个专业壁垒有些是可能的，有些是不可能的。

 

汪玉凯：有困难。

 

顾雏军：你要完全创造一个新的思路才能绕开这个技术壁垒，所以我不如把这家公司买来，把他的专利也买过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大研发，我可能能走到同行的前面。

 

汪玉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了。

 

顾雏军：所以你一味的追求让我们从零开始，或者从比较低的起点开始研发，这个想法我认为至少有点不是非常现实。因为每个行业都形成了很多年，它形成了各种各样专利的壁垒已经是非常非常完善了。

 

汪玉凯：由这儿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看到日本人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当年高铁和德国合作的时候，中国下决心要把德国的高铁技术彻底买过来，不是跟它合作。如果不是买过来的话，可能中国高铁就到不了现在。按照我的观察，目前我国高铁不管是从技术还是融资，还是组织施工，这三方面都走在世界比较高的层面了，所以技术上来讲中国已经是走到比较高端了。从高铁组织施工能力来说都比较强大，包括我们的融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高铁可能是第一个向世界卖标准的行业。这与当初我们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彻底买断有很大关系，我觉得这个跟你的思路有点像。

 

顾雏军：汪教授您对高铁的这个评述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这个评述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评述。

 

汪玉凯：你认为引资购商这个战略构想如果实施以后，它对整个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转型会有什么重大意义？

 

顾雏军：我们现在强调中国制造2025，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还是升级，因为你转型也不可能转到哪里去。因为制造业每个行业中国也要有，我们是个大国嘛，不是说转型我将来就都搞互联网，制造业还是会有的。制造业有，那就是升级的问题，制造业怎么升级？升级无非就是两种方面的升级，对制造业来说，所谓升级无非就是技术升级，这是最根本的升级。第二是管理的升级，就是对整个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管理制度，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比他们还好，比他们还好我看现在目前还不至于这样。但是这个升级的话，比如说有些管理上的升级，这种升级的制度也不是说能根据我们的理解，我很快就能提到一个非常科学的高度。相反，别人有些很好的管理经验，你如果买了这个公司，这个管理的方法你就一夜之间弄明白了，也不用再去探索了。

专利知识更是这样的，如果我引资购商，我把他的公司买断，同时买它的技术，买它的技术人员，买它的专利，全是我的，（买它的Know-how，）这种情况下我一夜之间就拥有了世界先进水平。特别在引资购商上提出这个观点，买行业中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企业，第四的企业和第五的企业就要认真想想买不买，一、二、三是可以买的。一、二、三一般来说它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大，管理水平也应该相差不大，不然它就被挤下去了。所以我买这样的企业，我一夜之间我的产品就升级了，我在这个行业就是最好的企业了。所以引资购商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切实可行的方法。

 

汪玉凯：我也提出一个观点，我说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升级至少有三个战略转型：一是由过去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果型转变；二是由过去的引进消化吸收型向走出去、对外扩展型转变；三是由过去的学习模仿型转向自主创新型转变。我认为这三个战略的转型，将来能不能转过来，不仅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告别传统这种拼资源、拼环境，主要在世界产业连的中端和下端做文章，在世界产业连高端没有多少话语权，而且也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定格，能不能受到世界的尊重，受到世界的认可。所以按照我这个理解，你提出来的这个引资购商战略，其实就是我说的第二个转型，这无疑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重大步骤，我这个理解对吗？

 

顾雏军：您这个理解非常对，坦率的讲，我认为要实现您说的这三种转型的方式，事实上比较负责任的说，引资购商是比较实实在在的方法。因为我要补充一点，引资购商你买了这个企业，市场你也买掉了。因为这个企业如果在国外排名第一，排名第二，排名第三，它也会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这个份额你也买到了。由于你把它的低端制造业部分，比如说零配件部分转到中国来，实际上成本进一步下降，那么你整个同样的技术含量的产品，你的销售价格可能还会更有竞争力，使得你的市场更会进一步扩大。比如说原来你是排名第三的，可能由于你把低端的这部分转移到中国来，使总成本有5%、10%的下降，这个竞争力就提高了，提高了以后它可能就在引资购商的基础上，使被买的企业原来是第三，后来就变成第一，原因就是我使它成本下降了。最后我们还希望压迫（这时的）第二、第三也把零配件搬到中国来，这样对中国经济就有更大的帮助。

 

汪玉凯：所以我看你这个书里头，把中国资本在海外购买投资分了几种类型，比如说买国债，买国外东西，买一般的低端产业，或者引资购商买它的高端企业是双向效应。既能增加国内的产值，也能提升我们的竞争力，你把这个再说一说。

 

顾雏军：我在我这本书的第59页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一说我们资金走出去，就感觉大家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美国买房地产，到美国买宾馆，都差不多，都是去买国外的企业。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为了使这个东西看得比较明显，我个人给了两种评价方法。第一就是我们这一次在海外的收购，是外汇（储备）增值型还是外储耗散型。也就是我们花的国家的外汇，将来能不能赚回本？能不能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增加了就叫增值型，不增加的就叫耗散型。

另外我们对国外进行收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正的，那就叫正反馈，是负的就叫负反馈。也有一种可能是没有影响，那叫零反馈。所以我这本书里在59页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国家的主权基金。比如说我们买美国国债，买美国国债这个当然有利息，肯定会增值，但是你弄不好不是买美国国债，而是买“两房”，那恐怕还是有风险，最后亏了。所以这种投资，总得来说我们买美国国债肯定是有利息的，有利息外汇肯定是增值的，也就是对外汇储备是增值的。但是买美国国债肯定是帮美国人发财，对中国经济没有帮助。

 

汪玉凯：解决不了就业。

 

顾雏军：所以对中国经济是零反馈，对中国经济没帮助。第二个例子就是中国的国企去买矿山，买矿山这肯定是要花钱的，这也是个外储耗散型的。对中国经济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以前有个说法，我们买矿山、油田、油井是为了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观点我认为是说大了，是不是战略安全？我非常表示怀疑。比如说我们跟世界哪个大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对方把太平洋一封锁，你还是运不回来。你说你在澳大利亚有铁矿石，如果太平洋封锁了你铁矿石还是回不来。

 

汪玉凯：你除非把它运回来放在仓库里头，这可能。

 

顾雏军：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故事，并没有什么真的用，因为你就是买金矿石的矿产，你也是按照国际标准定价来卖，这对中国经济没什么帮助，所以我认为这也是零反馈过程。

 

汪玉凯：出去买房产、投资这也不是正反馈。

 

顾雏军：您说得很对，现在很多人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去买人家的房子，这个不仅仅是资本耗散型的，而且也是零贡献，因为这是帮助美国，帮助加拿大发展经济，中国经济没有得到好处。

 

汪玉凯：外汇流失了。

 

顾雏军：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美国建房会到中国来买钢材，美国建房钢材用的很少。美国建房子跟我们做冰箱一样的，他把里面一弄，外面一弄，中间是用塑料（泡沫）来发泡，很薄，但是很保温，那个也不需要用我们国家的钢和铁，所以对中国制造业帮助也是零帮助。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到越南去，到柬埔寨去了。这个你不仅要在柬埔寨买地，还要建厂房，你肯定要投资，这个投资肯定要耗散（外汇）的。而且你把国内的工厂搬过去了，国内工厂关了，好多人失业了，税收没有了，所以这个对中国经济是负反馈，对中国经济是负影响的。所以这样一分析，同样是一个海外并购，海外投资的项目，你可以清楚得看出来，它到底是外汇增值的还是耗散的，对中国有利还是没利还是根本没关系。

 

汪玉凯：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就是把我们海外投资、收购，很多类型分析了以后，我觉得进一步凸显出引资购商在未来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中的战略意义。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中国目前制造业，我们到2025年要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中国制造业本身升级换代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顾雏军：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现在由大国变成强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原来都是靠劳动力比较便宜，我们才能够进行竞争，我们都处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也就是说我们的价钱比高端产品的价钱更低，这种情况下我们利润很微薄。这么微薄的利润，使得我们没有能力像行业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发达国家这样的企业投入那么多经费研发。人家研发总的比例，比如说一般的制造业行业研发投入比例都要到全部收入的4%、5%，我们连1%、2%都到不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本身规模又小，我们1%、2%的绝对值比人家小得多，所以使得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自主研发（来赶超别人），这个自主研发还是要靠经费，你不能幻想我碰到了一个天才。因为这样的天才你有，国外也有，并不是说人家就没天才。所以基本上，研发和科学成果还是用钱来支撑的，你没有一大堆的投放，没有一大堆钱的投入肯定是追不上的。所以最后突然发现，我们跟行业第一、第二的企业，科技含量方面的差别或者技术上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扩大了，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要实现2025年变成世界强国，世界强国肯定是技术强国，如果技术不如人家，怎么能叫强国呢？我们说大国，就是我的质量不如你，技术不如你，但是我成本比你便宜，所以我们是个大国，卖的规模很大。要从大国变成强国，最重要的是科技、研发和技术的投入，而这个投入我们是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使得我们利润更微薄，以至于很多劳动密集型行业基本上全搬走了，劳动比较密集的行业现在都很困难，所以就使得我们没办法通过自然的支持和鼓励，或者说我们自然企业的发展，自然的投放和投入，能够使得我们在2025年变成一个强国。所以我觉得用引资购商的办法是最简单的办法，我买这个行业第一、第二的公司，一夜之间我就是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了。

 

汪玉凯：我也看到国家制定2025年制造业强国战略目标，划定了十大领域，比如说先进信息技术、海洋装备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能源、电力装配、轨道交通、精密机床、机器人、农业机械等很多领域。而先进的信息技术排在首位。我记得十年以前，2006年中共有关机构派我到非洲突尼斯参加世界电政大会，并在大会上讲演。随后我为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做了一场报告，报告以后大使就请我吃饭，他说，教授咱们两家it公司华为和中兴通信在突尼斯打的你死我活，相互竞争。他说好处都让人家别人得了，他说你们回去也可以呼吁呼吁，不要两个公司在一个国家竞争，分开去竞争。我当时还是认可这个观点有道理，十年以后，我基本颠覆了这种看法。

我说如果没有华为和中兴通信在国外的充分竞争，也许将没有这两个公司的今天。我前一段时间在华为公司讲演，华为公司现在全球是共有17万员工，服务的地区涵盖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世界25亿人口提供服务。现在华为光研发的人员就达到7.9万人，你看报纸上报导说，华为17万人中有1万人年薪是一百万，有1000人是年薪五百万，看到了这个信息。为什么华为能走到现在？华为就是注重研发。这两年华为的专利处在世界IT业的第一，中兴通信第二。去年获得专利2600多项。美国苹果公司每年要交专利费交很多钱，过去是反过来的，我们华为公司给苹果公司交专利费，现在因为它专利太多了，面也多，现在反过来是苹果公司给它交专利费。所以一个行业的大企业，如果你走到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走到世界上的高端化，世界承认你是制造业强国才有基础。

所以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现在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门类很齐全，国际上20大行业，我们每行都有。第二我们规模很大了，这20多个行业中，我们制造的规模、产量几乎都处在第一、第二，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技术含量可能还不够，国际竞争力还是不够，我们在产业高端话语权上还不多。所以如果通过引资购商这个战略，能快速补上这个短板，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制造业行业中，我们通过这个战略举措能够快速的走到某一个行业的最高端，这对我们真正进入到制造强国可能意义很大。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带一路”战略和引资购商战略，这两个是个互补的关系，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互补的关系怎么理解？

 

顾雏军：因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们和周边的国家肯定会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现在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往国外转移，现在都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带上。那么这些企业转走了以后，国内就空心化了，国内空心化肯定国内需要新的企业进来，而引资购商正好我们可以把国外的顶级企业零配件部分先搬到中国来，甚至把整机部分将来在中国复制，增加新的生产线，这样使得中国腾笼换鸟，腾出来那个笼子可以有新的，更高的，升级后的制造业补充进来，所以这个意义上有很大的互补。

 

汪玉凯：腾笼换鸟，我记得汪洋副总理当年在广东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在珠三角率先提出这个概念。就是2007年的时候，说过去珠三角主要是以招商引资，建很多公司，来料加工为主，都是比较低端的加工制造业。但是随着产业升级换代，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把珠三角这样的核心地带进行产业置换，应该把一些极端产业往远东、远西甚至中国西部转移，然后帮助高端制造业，高端水平的进来，叫腾笼换鸟。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政治主张，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所以你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新的思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是个大战略，而且能看到“一带一路”经过很多地方，还经过欠发达国家。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相对中低端的一些产业转移到这些地方，甚至形成集聚效应，给他们地方经济增长带来实际的利好。同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一些高端企业引进来，这样中国整体经济可能就实现了腾笼换鸟。比如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很多发达地方都有产业升级换代的需求。

如果这两个战略能够配合得好，一个是“一带一路”战略，一个是引资购商战略，这两个如果配套好的话是互补的，所以这是一个大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还是比较认可顾总这个大的思路的。

 

顾雏军：非常感谢汪教授的认可。

 

汪玉凯：引资购商在当前中国经济升级、转型这样的大背景下，它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可行性是什么？

 

顾雏军：这个可行性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中国化工购买先正达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在新书发布会举的唯一例子就是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例子。因为化肥和农药在欧洲越来越不吃香，但是它的化肥、农药完全符合世界环保标准的。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很多农药、化肥标准，离环保要求差得是比较远的，实际上我们很多化肥农药造成了我们河流的大量污染。而如果我们能在中国收购了以后，把它引到中国来，使得在中国大量的使用符合欧洲标准的化肥和农药，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中国经济，中国的环境和农业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就是引资购商有可行性的，而且有这么一家已经做成了。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可行性，因为什么呢？我在这本书也讲了一个观点，特别在第二篇讲了商用车的故事。因为全球老牌企业差不多都是一百年了，他们的企业股权因为不停的增发，最后股权特别分散。所以世界上最大的股东也就控制百分之几，比如说奔驰公司，奔驰公司最大的股东现在不是德国人，而是科威特政府基金。科威特的政府基金是奔驰最大的股东，6.5%，也就是6.5%，所以对科威特人来说，如果有人要买奔驰。现在奔驰股票大概是100欧元左右，我用150欧元买的话，科威特这个股权基金肯定会卖，他就是财务出资人，股票从100块钱涨到150块钱，要猴年马月啊？你现在一下子给我这么多钱，我肯定卖给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买国外的企业都是很容易买的，因为他们很多不再是由家族控制的，或者名义上还是那个家族在管理。就像福特，福特家族拥有的股权也就百分之（零点）几，很小的股权。虽然福特家族还在管理福特公司，但是这个家族拥有的股权很少，理论上讲就是这样的公司，即使像这样的，你有百分之几的股权，只要别的股东愿意卖你也阻挡不了。

 

汪玉凯：我原来想的就是说，你想买人家不能卖你。比如说有政治因素，这个不能卖，那个不能卖，有很多政治因素在里面。现在引资购商战略是以国有企业能买，还是民营企业家买，还是什么形式买？这种可行性有吗？

 

顾雏军：我这个引资购商讲的就是成立产业并购整合基金，这个并购整合基金，这个基金当然有地方政府发引导资金，甚至你也可以引进海外投资人，所以这个基金背景完全是多样化的，没有必要全是国内的。比如说美国一个基金参与了10%、20%，你怎么反对它呢？最后就是把（零配件）制造搬到出引导资金的地方政府来，地方政府就是想把它的零配件弄这儿来生产，创造税收、创造就业。这个引导资金你引导的是中国的（投资者）还是外国的（投资者）没关系，（不影响引资购商之后把零配件移到你这儿来生产）。或者有一部分外国基金，这个基金背景就是国际化的基金，国际化基金进行国际化收购，这个都是世界上通行的，比你一个国企收购，可能在国外受到的阻力和障碍要小得多。

 

汪玉凯：我还看到你书上有一个观点，你说招商引资主要是政府行政行为，而引资购商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市场国际通行率更高，这个能不能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顾雏军：就是因为招商引资我政府给你政策优惠、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等，那都是政府行为。引资购商就是你政府只是拿一个很小的钱，来做引导资金，或者做劣后。最后（形成了）大基金，可能在这个基金说话好使的不是你，而是出钱最多的人，弄不好就是个美国基金，那个美国基金可能对我这种引资购商的方法认为有钱赚，他才投进来。

 

汪玉凯：是资本逐利的行为在起主导作用。

 

顾雏军：最终肯定是要赚钱，不赚钱谁愿意帮你这个地方弄基金啊？你要能弄到基金，你这个行业的召股书、招商书、投资书要很合理，有吸引力。这种情况下是市场行为，进来的人股权比例远远大于引导资金，引导资金也就是10%、20%，大量的钱是投资来的，投资人肯定要赚钱，以赚钱为第一目的。所以收购国外哪一家企业，怎么收购等等，都是以最后能够成功为原则的，以赚钱为原则的，所以这是一个市场行为，绝对是一个金融市场行为。

 

汪玉凯：通过引资购商对中国地方政府来讲，他们能带来什么实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引资购商不叫招商引资，以前是政府行为，现在是市场行为，那它必须需要政府引导资金，首先地方政府乐意做这件事情。你说通过引资购商以后，未来发展前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什么样实在的好处？

 

顾雏军：当时某市长来问我们，说我们出引导资金我有什么好处，还有很现实的政府问了直接很现实的问题，我当市长就5年，你在5年内没有什么帮助的话，那我出这个钱不就亏了嘛。实际上我们觉得应该首先把零配件搬过来，因为零配件的科技含量和生产的难度比较小，搬过来比较容易。另外搬过来以后能够产生真正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中国生产一个齿轮，我相信所花的工时跟德国生产一个齿轮肯定差不多。比如说一个齿轮一个熟练工人要干十分钟，中国顶多是干十二分钟，也不会说你干十分钟我要干两个小时，所以零配件经过我们30年工业的充分发展，我们做这种零配件的行当，应该跟国外水平没有多大差异。所以这个搬过来马上就能降低成本，马上就能使得我们在当地税收、就业有好处。

所以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需要最先搬过来的就是零配件，因为零配件最好搬，也不会引起（国外）地方政府有多大的反感。因为零配件这么简单的东西，一个德国工人65欧元/时，中国工人人民币40元/时，差10倍。你不能说把零配件这么简单的东西还在德国生产，那不合理，就应该搬到中国来，所以遇到的阻力不会太大，这样对当地政府马上就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就是有税收了，也比较快。

 

汪玉凯：引资购商如果大范围的实施，因为它不光是汽车行业，可能在很多领域中都会实施，这中间会有什么风险？这个你考虑过吗？

 

顾雏军：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就是人才问题。所以为什么需要市场化运作呢？就是你要引进一些国外基金进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人才，不要完全是我找个中国人管理，如果不是中国人代表不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形象。实际上你可以雇很多种人，比如说联想收购IBM电脑，它就雇了美国人在管理，现在杨元庆也只是董事长不是总裁，也是洋人在管理。所以我们能在全球范围内招人，这种引资购商的风险就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我们要讲究我买了以后怎么样，要表明我完全控制，要从国内派人去管理等等，这个人才队伍的组成可能是很大的风险。因为你派一个不太明白的人，对国际市场半生不熟，或者不是那种有非常高的理念的，或者对那个国家不那么了解的人，可能会把一个好事搞砸了，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比如说当年上海汽车公司收购韩国双龙汽车，最后血本无归。

 

汪玉凯：他收购的就不是高端的。

 

顾雏军：首先一个是不是高端的，如果你收购一个顶天立地的国外企业也没有这个破产问题。第二个他管理上面，也是因为对韩国的工会理解不正确。韩国的工会是非常强大的工会，所以引资购商我说了欧美，我就没有说要买韩国企业。我说为什么要买欧美企业？因为欧美的文化比韩国的要好一点。买欧美企业的话，你花了钱，一般（管理）人员不会走，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当老板，我给你辞职，这样的事在美国不会发生。

 

汪玉凯：这个我也想到了一件事，就是当年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当时我给印度来中国培训的高官讲课。他们说，你们中国的联想把美国的IBMPC业务全球收购了，你们是不是蛇吞象？他用中国的语言，说一个小公司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业务。现在开来，联想通过收购IBM公司全球PC业务，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国际化公司了，他们的总部都搬到美国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并购战略、不光是现在说中国采取了，实际上过去很多地方也有案例。

下面我还想再问一下顾总，就是你作为一个当年曾经非常有作为的民营企业家，也创造过很多辉煌，我想问你对引资购商这种成功的底气从何而来？

 

顾雏军：引资购商实际上我也思考了将近十多年，我1999年回国以后，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现在应该还能找到。当时人民日报下面还有个《市场报》，《市场报》当时把我的文章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登出来了，大概是2003年、2004年的时候。这个文章的观点的意思就是，我们最终要进入世界的资本市场。我们最初是产品输出，我们有大量的产品创造很多外汇，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资本输出，就是我们要并购国外的企业。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包括2005年初我在中央党校讲了一次课，就是说你还是要进入国际化的行列，你不能说我就在中国国内自己发展起来就发展，然后只靠我们努力就能成功。你知道前苏联二战的时候把很多德国的科学家等等都挖过去了，他发展也很快，但是最终如果你要不进入国际市场，你最后还是落后的，最后苏联的崩盘跟这个也不无关系，所以国际化永远是很重要的概念。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如果不是全球化，我们不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那么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应该参与制造业全球的兼并和收购，而这个兼并收购对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升级、转型升级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不应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老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特别是前期双龙和一些制造业企业买了以后，特别是一些制造业企业买了之后，搞不好会血本无归。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国家很多民营企业，或者很多国企就买（国外）资源型企业。说我再怎么亏也亏不到哪里去，我有矿石，我亏三年，好三年。国内还有很多金融类的企业或者资本类的企业，他们更多的喜欢我买国外的宾馆，我买国外的房地产，这些东西总是有价值的，不会到血本无归的地步。

我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你买那样的企业不可控，因为这个国家资产的价格完全是波动的，你买的时候完全可能是高的，低了就亏本了。制造业只要你买个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企业，你以后的利润是稳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引资购商概念将来不会有大量的人都失败了，一堆人来骂老顾，说我瞎说，我们听了他的买国外第一、第二的企业，最后玩完了。你只要买第一、第二的企业，只要你不是个傻瓜，都能实现对国内有重要帮助，同时降低你成本，增加你竞争力。

 

汪玉凯：我们过去是招商引资、开放吸引外资是单向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们吸的外资和中国出去的资本快划等号了，所以中国已经完全变成真正的开放经济体了。过去光吸不出去，现在我们走出去了。第二个，我觉得现在引资购商这个条件也更加成熟了，就是我们国家积累了比较强大的外汇储存，我看你书上也讲了。

 

顾雏军：对，这个非常重要。

 

汪玉凯：我们国家前年有4.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存，去年下降为3.2万亿了。外汇储存大部分都买了美国国债，尽管有利息，但也有风险，如利率变动等，搞不好我们还赔钱。但是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存都买国债，还不如说拿出一部分钱，来买国外一流最好的制造企业，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一种新的思路。不仅能使外汇储存的使用有更宽的领域，而且长远来看，对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实现我们产业升级换代，包括外资拓展也是有好处的。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从你提出来的这个构想，到你现在的逐步实施，你对国家未来引资购商有什么期待？

 

顾雏军：实际上从去年8月份引资购商，就是这本书前四章，当时发表在《中国经济周刊》，人民日报下面的。当时还是有不少人看到的，有些地方政府就来找我，对我这个思想还是很欣赏的。地方政府账是算得来的，我拿10亿引导资金，我要创造100亿（并购基金）并且50亿美金的零配件出口，10亿引导资金可以组成100亿的并购基金，尤其引来的零配件（生产）能出口50亿美金，这些GDP是新增的，以前没有的。新增的GDP通常会拉动当地的服务业，还有当地的配套产业，一般都会是1：3以上，所以就会产生200亿美金的GDP（增加），相当于1300亿人民币的GDP。这是新增的，按照我们国家的税收来看是17%，那就一两百亿了。他花10亿，这样是赚的。另外90亿怎么赚钱，他也不眼红，因为我先拿到税收了，而且每年都有，所以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积极性都比较好，目前跟我们谈的地方政府比较多，一般都是有兴趣的。

 

汪玉凯：最后问顾总一个问题，你曾经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在民营企业家中地位很高，在全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你现在搞引资购商，这个团队的运作模式是什么？

 

顾雏军：这个模式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还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引资购商项目成立了，要找世界顶级的管理人，至少是这个行业中有国际视野的，这也不是几分钟就能培养出来的。但是另外一些管理人，我们还是想通过现在这个公司，超天才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学院，我们想培训一部分人，双管齐下。有一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可以培训人来进行，另外有一些工作可以招聘一些高端的人才来作为领袖，来带一个团队，基本上是这个想法。

 

汪玉凯：在国内地方政府有多少，如果项目上马多了以后，你人才肯定也是很大的问题。

 

顾雏军：也不一定全找我，我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多地方政府自己就干了，不一定非要找我。

 

汪玉凯：这个思路如果被国家所接纳了，被地方政府认可了，我认为再经过五、六年，或者十多年以后再看，这本书出版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更大。到那时候也许已经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战略本身，对中国转型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都会产生深远影响。非常感谢。

 

顾雏军：谢谢，我也希望我这本书能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谢谢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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