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战略任务。在国家最高层面上推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和编制工作,当今世界实属罕见,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和智慧。多年来“资产负债表”一直默默无闻,国家只看GDP,企业从上到下看报表的人寥寥无几。我国至今还没人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做过准确统计,这极大影响了我国对宏观经济的了解、运作和调控。现在认真盘点一下我国的经济总量,把我国资产的运行模式和问题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是值得举国上下欣慰的大事件。目前已有专家如李扬、曹远征、马骏和易纲等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并且编制了2013年资产负债表,步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下面笔者也来谈一谈对国家编制资产负债表的看法。
一、资产负债表对长期规划和短期行为的作用
“国家资产负债表”并非一个新的经济概念。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定期公布其国家资产负债表。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彰显了资产负债分析的魅力。只有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显然是回答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资产负债表原本是企业实施科学管理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基于权责发生制,资产负债表是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平衡关系,将负债和资产结合起来,据以评估经济运营的绩效,分析其财务的弹性和安全性,考量其偿债能力及经营的稳定性。国家资产负债表在国家治理乃至经济分析领域中令人刮目相看,是在上世纪90年代拉美危机之后。与过去的危机不同,拉美危机主要因过度借债引发,因而显现出债务危机的典型特征。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能准确刻画一国债务风险、评估其偿债能力的分析框架,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青睐。
资产负债表被引为主流分析工具之后,便迅速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其中尤其令人耳目一新是在于对过去的危机的重新解释,特别是对危机的传导过程以及恢复过程中若干特别现象的解释。在这方面,主流经济学对上世纪大萧条的原因的解释就显得那么不得要领。国家资产负债表将成为今后宏观经济管理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资产负债表在政策框架中的作用包括将短期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显性化、将经济风险在部门之间的转移机制显性化。经济政策有长短之分:短期的目标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稳定,长期的目标则是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短期调控必须考虑到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从而实现长短期的动态平衡,这是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方向。许多国家的决策者所面临的困惑是,短期决策的长期成本一般难以量化;而因为缺乏量化的工具和公开的信息,这些长期成本也比较容易被民众和政府所忽略,因此纵容了政府的短期行为。而国家资产负债表恰恰是可以连接长期和短期的有效工具,在此基础上的风险预测可以将许多短期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显示化。国家资产负债表还能揭示部门间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可以考察财政、金融风险在部门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存在着“居民→政府”“非金融部门→金融机构→政府”的传导链条。
二、当前编制资产负债表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多数研究还主要停留在统计方法和数据层面,缺乏对政策含义的分析;第二,目前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尚无法反映隐性和或有负债,因此缺乏前瞻性的判断能力。统计局在2007年曾发表过2004年和以前中国和地方的资产负债表,但这项目工作此后没有继续下去。因此我认为存在上述问题是因为顶层设计尚有待完善,否则基本依据国家统计局已经定义并规范的分类框架,分别采用推测法和估值法进行编制,并相互校正①,就可以作为推进的方法以保证分析结果和政策建议的可靠性。
1、当前存在的问题:当前李扬、曹远征、马骏和易纲等专家分别牵头的三支研究队伍已经编制了2013年的资产负债表。李杨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曹远征是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为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却很低调。这就是编制难度所在:⑴顶层设计上有分歧;⑵国家统计局级别太低发布不成权威的数据。例如:2000年,统计局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22。然而,当时的国家计生委认为该数据存在“严重漏报”,于是将总和生育率大幅调整为1.8。而此后连续多年,国家统计局与国家计生委两个部门公开的统计数据,一直都在“打架”,计生委基本上就完全否定了统计局数据,总和生育率这样基础的数字,计生委能把统计局的1.22调整为1.8。所以是全面放开二胎还是只放开单独二胎就迟迟不能确定。这样顶层设计与权威数据互相影响延缓了决策的现象不只是统计局与计生委,还有统计局与住建委等诸多部委。所以现在报表的编制就由社科院研究团队越俎代庖了。基础数据搞不定那估值法和推测法就更是空中楼阁。为什么说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责无旁贷呢?首先是统计法中严格规定了各类统计数据从收集到公布的程序和要求,以保证数据的可分析性;其次是国家统计局有从上到下一整套机构专门收集最基层、最近期的而且连贯的数据。但是长期以来全民统计意识在浮躁的急功近利腐败之风影响下基本丧失了应有的工作环境,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进程中统计对象、统计方法需要有与之适应的非常大的调整,但统计工作不仅没有做相应的调整,反而有些不作为。
2、问题产生的源头:各部委之间统计数字为什么有很大差异呢?排除掉表层原因②,更深层的原因是考核他们的指标不一致,所以每个专业对口管理机构对自己的工作都进行了突出表述,而且不是一般的突出表述。同时在全民浮躁的环境下无法取得全民均可信任的数据。当没有人认为数据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时,可想而知真实数据取得的难度之大。大大难于推广遵守交通法规的过马路意识的难度。
3、当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明确各级管理职能部门从上到下都要编制资产负债表,定期合并报表,所有的预算决算要以报表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和考核。其次就是不断完善报表各项指标涵盖的内容,逐步妥善解决各职能部门的业绩在报表之中数据的联系。这是一项长期、细致、复杂的工作,只有解决了各职能部门业绩在报表指标中的反映,才能将短期行为与长期规划融为一体;只有解决了各职能部门业绩在报表指标中的反映,才能将基层的业绩积累成国家的经济繁荣。
三、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充分必要性
为什么说资产负债表必须作为反映各个职能部门和各层级职能部门的业绩,且只须用资产负债表反映各个职能部门和各层级职能部门的业绩,就能够解决长期规划与短期行为的联系,就能解决基层业绩与上层规划的统一呢?
所谓国家资产负债表(National Balance Sheet),是指包括了政府、居民、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等所有经济部门在内的资产负债信息。它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的总量规模、分布、结构和国民财富及总体经济实力的状况和水平。无所不及的涵盖范围就是决定了只须且必须用资产负债表反映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无可替代性。更深入一点谈是从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说起:资产负债表在负债方,反映某一时点的负债总额及其结构,揭示现今与未来需要支付的债务数额、偿债紧迫性和偿债压力大小;在资产方,反映资产总额及其构成,揭示其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分布情况及盈利能力。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性又决定了负债和资产只能相向而动;负债与权益或资产本身只能在各项目之间背向而动,随意的突出表述造成的异动和不连续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就决定了当强化分析报表后仅就分析结果就能够满足国家经济整体发展的调整需要。
四、编制资产负债表需要解决的困难
资产负债表作为牢固的可分析性不仅表现为不宽容的结构错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更重要的是界定资产负债表范围。目前中国政府仍对资产负债表不存在一个确切的定义,这是理论界和政策界的一个疏忽,这使得其覆盖范围也存在一些争议。国家资产负债表包含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实体产业资产负债表。
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覆盖范围是公共部门,一般包括政府、政府机构(如铁道部)、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国有非盈利性组织(如国有医院、国有高校)等。从国外的经验看,一般而言,政府会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政府预算情况的政府预算会计,二是反映政府财务活动的政府财务会计。中国目前只有反映政府收支状况、资金使用情况的政府预算会计,尚未建立政府财务会计。完善政府会计制度,不仅是进行会计制度改革,更要有相关支撑和配套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作保障。这两年随着预决算、“三公经费”的公开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债风险的越发重视,未来政府财务会计在建立与权责发生制上会有更多契机。
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不仅应覆盖政府部门的资产,还应覆盖地方政府的全部下属法人,包括企业法人、事业法人、机关法人、特设机构等,最终形成县、(地)市、省三级政府财政部门出具的完整的地方政府财务报告。就全国改革方向而言,目前试编工作仅限于接受预算拨款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没有覆盖“企业化”的单位,也没有覆盖国有金融企业和国有非金融企业。从严格意义上说地方政府拥有的土地、自然资源、旅游资源、房产等都应该纳入统计范围。所以,需要尽快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建立政府会计准则。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出台《政府会计准则》,以规范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工作,通过长期不懈的目标明确的调整完善编制出一套资产负债表来统一国民上下形成一个共同的行动准则。不容忽视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均源自不牢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此外,我这里说的资产负债表广义的概念还要包括与之配套的现金流量表等辅助的表述报表。因为要做准确有效的分析数据,资金流量也是洞悉财政状况的重要参数,这也是地方债务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应配套做好地方政府现金流量表,配附于相应的资产负债表。这个定期统计地方政府现金流动性的数据表,可以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形成动静结合的评估体系,更全面地反映地方负债情况。
中国政府会计改革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弄清楚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关系。这两者不应是替代关系。政府会计改革提了很多年,实际取得的成效很少。在目前地方债的压力下,或许可以加速推动政府会计改革。现在关注地方债,不能只考虑现金流会不会断裂,它只影响短期的偿付能力,更核心的指标是资产负债率。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确认范围、计量基础和报告类型等不同方面的改革,要做好统筹规划。由于政府债务种类复杂,在会计核算过程中需要合理的估算方法的支持,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权责发生制的采用成本。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下,结合不同债务的特点,逐步、有针对性地推进权责发生制。
虽然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由于前面谈到的充分必要性所以必须通过着手编制,在编制中逐步解决逐步完善它的地位。任何绕行规避将是管理的倒退。
在资产负债表涵盖内容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同步解决结构错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这三个错配的问题,用推测法和估值法校准宏观数据达到编制一套科学、严谨、权威的资产负债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石指日可待。
注①:所谓推测法,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往年已发表的数据作为存量基础,加上每年的流量变化,逐年累计而成。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会出现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时间序列,从而能反映趋势变化,但缺陷在于不能将价格,尤其是资产价格变动因素完全纳入其中。当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会与实际情况产生误差。
所谓估值法,则是在充分考虑价格,尤其是资产价格变动因素的基础上,对资产价格逐项进行估计所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缩小当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误差,而缺陷在于历年间国家资产负债表有可能波动过大。在反应趋势变化方面缺乏直观可比性。
注②: 首先是结构错配。在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居民、金融机构和政府三大部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结构错配,并且这种结构错配还在部门之间相互传染。以美国为例,在居民部门“寅吃卯粮”式的负债消费模式下,住房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不断提升,其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随着房价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发生,居民开始降低消费,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而金融机构为降低自身的杠杆率也开始收缩信用。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应对衰退,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政府投资,提高政府部门资产负债的杠杆水平,这就使得结构错配传染到了政府部门,放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最终演变成政府债务危机。
其次是货币错配。其典型表现就是资金来源与使用的币种不一致。国内金融机构用外币借入资金,却以本币形式投放国内,甚至还出现国内企业用外币为其国内业务融资,居民用外币进行存款等。
最后是期限错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虽难以独善其身,但受伤程度的深浅却与其包括居民在内的外债期限错配程度相关。那些短期外债占比较高的国家极易因国际流动性不足,导致清偿力不足。当债权人得知该国缺乏足够的清偿能力时,就有可能发起抛售冲击,最终沿着“期限错配—流动性不足—融资受限—抛售冲击—危机爆发”的链条,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为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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