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诺奖获得者。

2015年初，我在香港《橙新闻》发表了《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有关杨先生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杨李之争和杨翁之恋，我已完全说清楚了，不需赘言，但对于杨先生的成就和影响与中国的关系，该文中较少涉及，需要补充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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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钱学森、邓稼先做比较，讨论他们谁对于中国的贡献更大。钱和邓都是民族英雄级别的科学家，功劳自不待言，特别因为邓稼先是杨振宁的“发小”，两人曾有同窗之谊，在美国留学时也常在一起，然而邓回国，杨则留美未归，邓后来成为中国的“两弹元勋”，而杨却未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这样一比，似乎就比出了两人的差距。而且，有些言辞偏激的网友，喜欢动不动就把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把能不能为中国搞科研归结于爱不爱国的问题，这观点就未免狭隘了。

我以为这样的讨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是有分类的，它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组成。钱学森在火箭和导弹方面的突破，邓稼先在“两弹”研究中的发明，都属于技术科学领域的成就，而杨振宁所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规范场”理论，却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在广义上说，钱、邓、杨三人的学问都和“物理学”、“力学”相关，但是实际上隔行如隔山。钱和邓能做的，杨不一定做得了，反过来说也一样。但是不能否认，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有两个重大的区别。首先，基础科学是技术科学的根基和前提。如果没有基础科学，任何技术发明都没有了依据，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更值得重视；其次，技术科学可以无国界，也可以有国界，它可以仅为一国服务，而基础科学总是无国界的，它总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

 

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1949年在美国合影

 

经过这样的分析，再回到五十年代钱、邓回国而杨未回国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各人的选择，其实是各有道理。钱和邓掌握了技术科学的专业特长，要报效祖国，回国自然是不二选择；然而杨振宁专攻基础科学理论，这是为人类做贡献的研究，自然是哪里的研究条件好，就在哪里工作。这还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还没有考虑五十年代中国的特殊情况。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必然要优先发展“火箭”、“导弹”和“两弹”，所以钱、邓回国，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但是对于杨振宁所主导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国家在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既不具备也不可能提供相应的条件。所以基本上可以预见，如果杨先生当初回到中国，那么且不要说什么“规范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学者也一定不是他和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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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李政道相比，说李自从70年代末期就开始，在美国大量为中国培养研究人才，后来一直在为中国科学发展出谋划策，做了很多事情；而杨先生只是到了80岁，才定居清华大学，住在一栋花园洋房里面，给学生讲讲课而已，那简直应该说是来享福和养老的。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家都了解，李政道先生曾经策划和实施过中国青年学生海外留学计划，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杨振宁先生几乎是与此同时，在香港和美国筹措资金，策划和资助了CEEC计划（中国学者访问项目），帮助大批中国高端学者到美国著名大学进行为时半年到一年的深造。

我曾看到一张表格，上面列明仅在1981年到1992年间，参与这项计划到美国访学的学者就达上百人。此后仍有学者在杨先生帮助下分批出国进修。这些学者原本就是科技精英，访学归来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我国自然科学各领域研究的带头人，有多位当选两院院士，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以及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谷超豪。

 

1993年，谷超豪、杨振宁在中国科技大学校园

 

同时，对于母校清华，杨先生更是倾力支持。1997年他担任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为了落实他心目中的科研发展计划，他从海外募集了1千多万美元的资金，用以资助清华聘请多位海内外著名专家并盖起专家楼公寓楼。

 

清华的专家楼，杨振宁筹款所建

 

更为难得的是，他定居清华和翁帆结婚以后，又将他们二人的存款捐赠给清华近200万美元。这些都表明他贡献给清华的，远比他从清华得到的多。他和翁帆并没用去追求豪华生活，更没有拿200万美元去购买豪宅，他们的家，装修普通，陈设简单，与一般平民无异。在这方面，我以为杨振宁先生和杨绛先生一样，自己生活低调简朴，却对清华一往情深，慷慨奉献（杨绛先生将她和钱锺书著作的全部版税捐给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这正是他的精神境界之所在。

 

3

 

了解杨振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为中国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但他的贡献，不一定都摆在明处，也不一定都能让大家知道。比如，在与国家领导人会面时，对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他的建言献策很多。别的不说，只说他1971年作为第一个回国的华人科学家，在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不仅介绍了美国社会的有关选举、政党、民权、法律等等制度性问题，帮助周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深入了解了美国的政情和舆情，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他建议中国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大力培养理论人才。这在当时“文革”将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统统荒废，将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大批送往“五七干校”的时代，可谓空谷足音之言。

我们注意到，正是从1972年以后，高等院校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尽管选拔人才的制度仍然不正规，但这毕竟是对停止招生6年的高等教育的恢复，是“文革”从乱到治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人们不能不承认，杨先生在其中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及至一两年后，国内教育界在周恩来总理直接主持下进行整顿，全面复课，抓基础教育，抓教育质量，一时成风。虽然好景不长，很快就被“四人帮”当作“右倾回潮”、“资产阶级旧教育复辟”打压下去，但是这里所显示出的重新重视教学和科研的观念，也不能说与杨先生回国提出的建议无关。

 

与周恩来总理会面时，杨振宁建议中国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

 

同样，杨先生在美国，也一直在从事着促进中美民间交流的作用。他说自己是中美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我看来，他不仅是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活动家。如果说，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专业之外，会有较多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另一类是科技知识分子，他们比较专注于自己的科技领域。那么，我以为杨振宁先生比较倾向于前者，而李政道先生则比较倾向于后者。

长期以来，对于美国华人之中的社会活动，杨先生显然不但乐于参加，而且非常热心支持。70年代初期访问北京后返回美国，他就投身于爱国的社会活动，后来，他与历史学家何炳棣甚至还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协会”，他亲任会长，何炳棣为副会长。这个组织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团结和凝聚华人，在他们中传播热爱新中国的思想，包括宣传捍卫中国领土主权，保卫钓鱼岛。相信很多年长一些的读者会记得，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赴美访问，全美华人协会设宴接待，由何炳棣主持宴会，杨振宁致欢迎辞。从这里我们可想而知，杨、何二人当时在华人当中的威望和影响力，的确是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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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杨先生在政治上是需要做出选择的。台湾方面也在拉拢他。但是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没有理睬台湾，而是访问中国大陆，此后，又以满腔热情歌颂新中国。他最欣赏毛泽东的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编者注：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时住在北京饭店，墙上贴着这两句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再对美国的华人说，这就是新中国的写照。

正是因此，台湾当局对于他的亲共爱国十分恼怒，竟对他和何炳棣以“杨匪”、“何匪”相称。然而，他们的作用实在是不可替代的。我在香港工作期间，曾经结识了几位当年在美国留学而后来在香港和美国的大学里任教的学者，他们都是70年代保钓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闲谈时，他们总是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美求学期间不平凡的经历，而对杨先生当时发挥的作用十分推崇。

所以，那些因为杨先生没有在建国之初归国就对他加以指责的人，实在是对他的经历和人格都太缺乏了解了。

至于有人议论清华大学接纳80岁的杨先生回来“享福”和“养老”，其论更显得缺乏见识。我在文章里已经讲到，杨先生的成就并不局限于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更在于规范场理论的提出，据此，他是无愧于科学大师的称谓的，这在国际物理学界可以得到公认。同样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的丁肇中先生，在杨振宁70岁生日宴会上曾这样说：提到20世纪的物理学的里程碑，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一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二是量子力学（狄拉克），三是规范场（杨振宁）。

在国内，我也见到科学史专家的论文持类似观点：

"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20世纪堪称物理学世纪，物理学家繁若群星。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爱因斯坦是物理学的旗手，那么下半叶当推杨振宁。正像相对论于爱因斯坦一样，规范场是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

所以说，清华请回来的杨振宁先生，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理论、思想和智慧，他的荣誉和地位，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定然使清华多多受益。这就如同请来了一位当代爱因斯坦。试想一下，如果爱因斯坦是中国人，且是一位清华校友，他早年出国，发现了广义相对论，成就斐然，名满天下，在他晚年之时，他的愿望是叶落归根，定居清华园，那么清华大学有什么理由不欢迎吗？

我以为，只有从这样的角度认识杨振宁先生，对他才是公平的。

 

2016年1月27日改定

原刊香港《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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