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冬季达沃斯年会上，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席该年会并发表演讲。习主席演讲的当下背景，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近一时期逆全球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潮流抬头，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在成为总量第二之后仍然保持着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继续上升。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如何就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作出解读和提供“中国思路”、“中国方案”，如何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蓝图。

习主席在此次举世瞩目的演讲中，清晰地阐述了应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指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亦带有“双刃剑”的特征，经济下行期有可能加剧矛盾。总体上应对全球化需持兴利除弊的态度，积极利用一切机遇，沉着应对一切挑战。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全球治理体系要充分体现公平包容，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要领。习主席进而阐明了中国从国情出发，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发展道路，勾画了未来中国经济着力提高质量效益、在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营造宽松有序投资环境中，构建共同发展对外开放格局的前景。

习主席再次强调了他曾多次表述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各经济体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国家“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这充分体现了基于全球现实理性判断而上升为共赢思路的“中国声音”、“中国方案”所内含的新思维：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在顺应和引领全球化中共创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我愿在此基于一个研究者和智库工作者的理解，试从哲理层面谈谈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一些基本认识。这个命题我认为就是要寻求在整个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相互关系处理中，如何形成尽可能全面的合作，以及实现以现代化为趋向的全球经济和社会治理的优化。

如对此作哲理思考，我愿从各个经济体的“共性和个性”并存这个视角上来深入理解它。现实生活中相互之间必然有合作，也必然有竞争；客观上存在着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诉求，会出现分歧、摩擦，甚至一些局部的冲突。习近平主席使用的 “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在人类文明已经推进到的“包容性发展”这个前沿概念上的具体表述。

所谓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我愿意把它进一步理解为，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欠发达的各个经济体、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必须努力地“求同存异，扩同减异”，扩大相同点而减少差异点，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差异，但是总体的取向是争取共赢、多赢。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我认同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经总结的一个趋势，就是“各美其美（美，在这里讲的是对个性优点与偏好的推崇和肯定），美人之美（别人的美你也要努力理解和尊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大同理想，是中国在古老文明形成的时代里就给出的概念，多少世代的人类，总在寻求走向大同的可能性。

这里面，有同有异，那么首先应有一个在“同”的方面的具体理解。“同”的是什么？我认为各个民族国家的这些社会成员，他们都是人，人性自有相通之处，这是哲理上必须肯定的共性、共同点。对这种共同点，从做研究的学者的角度，我愿意再援引中国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问家、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总结，叫做“东学西学，道术未裂（这个道和术讲的应是对规律的总结和对于发展方式方法的认识），南海北海，心理攸同”，无论你是在南北何方，毕竟有共同的心理，都是人，在这个人的立场上，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都要推崇一些基本的理性。

务实地说，我认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接到实际生活里，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走到现在的“核威慑”时代，人类社会这种求同的可能性（及其在趋向上的必然性）已明显提高：核威慑时代和信息时代，已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的可能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虽然某些局部我们还看到战争、严重的冲突，但是总体而言人类对于避免一个悲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景的信心，是在提升的——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大概率事件，具有客观的物质条件支持和科学发展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就顺天应人地在改革开放时期，由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时候，非常明确地强调“要抓住机遇”，因为进入这个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给中国人提供的机遇，就是一心一意谋发展，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从而积极寻求在“工业革命”以来落伍、落后之后，大踏步地跟上时代。

我们现在如果做一个“同”的方面的总结的话，即是中国必须认同和顺应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大势和主流，即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具体而言，这些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大潮流，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以及法治化与民主化，只有顺应、跟上这样的世界潮流，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梦”，跟其他经济体中人们的梦想是相通的，就像前几年习主席访问美国时所说的，中国梦、美国梦是相通的，在相通这一方面看就是共性的，具有“同”的客观依据的。

下面需要再说一下“异”是什么。显然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异”有很多，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不同的文化、宗教，不同的国情和发展的制约条件等等。所以，在“同”的认识之下，还必须正确处理这个“异”的问题。比如设身处地讲中国，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我们特别推崇的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守正出奇”，在前面说到必须认同的那些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的旁边，中国人不要以为把其他市场经济体的已有经验，还有我们过去探索中间已经形成的一些初步经验继续用到中国，中国就一路现代化了，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中国必须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面对种种国情制约和特殊的矛盾、特定的挑战，寻求在“守正”之后还要以成功的创新来“出奇”制胜——争取成功的创新，当然就意味着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经受能否成功创新而个性化“出奇”的考验，别无选择。

这里我愿具体化举个例，谈一谈中国怎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所面对的迥异于其他经济体的问题——整个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少面对着一个中国国情带来的“三重叠加”的制约：上个世纪胡焕庸教授就指出，中国整个版图上如果你以黑龙江的瑷珲（现在叫黑河）为起点联线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线的右下方1/3多一些的国土上，聚居的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总人口的96%。换句话说，19/20以上的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个1/3多一点的东南半壁上，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了，统计数据表明这个基本格局却没什么改变，而中国的人口现在已经从当年的4亿人上升到了新的数量级，接近14亿人，这个“半壁压强”式的由于社会成员必产生的资源、能源耗费带来的对环境承受力的挑战，形成了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我们近年已经在雾霾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上，并由从大气到水流到土壤的污染、到食品安全这个链条上，相当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第一重所谓“半壁压强型”的特定国情制约之上，又加上了第二重，即我们这几十年“经济起飞”必然带有粗放的特征，想把这种粗放增长变成集约增长谈何容易，这种转变是个慢变量，而粗放特征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已表现为雪上加霜。再有第三重：现在终于看清楚中国的所谓资源禀赋，在基础能源方面，就是以煤为主，在可以预见的很长的历史时间段内，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这个基本能源结构，而煤的清洁化使用是最困难的称得上世界性的难题，那么中国的发展怎么样可持续？显然和美国、和欧洲、和其他的经济体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煤为主，在烧煤提供中国现在总电力来源的80%左右这个格局多少年内很难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中国面对的“三重叠加”之下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非常之局，别的经济体的任何经验，都不可能直接套用到中国来破解这个“非常之局”，只有中国人自己成功地寻求到“供给管理”概念下的非常之策，在守正之后还要成功地出奇，才可能突破这个“历史三峡”，真正走上越走越宽的现代化之路。

我跟国际朋友曾专门讨论过相关问题。美国朋友问，你们中国有这么多的钱，能不能到美国买新的清洁能源技术到中国使用？我说且不论你们美国人愿不愿意卖给我们——可能很多东西我们出多高的价你们也不卖——就说你们的那些能源技术拿到中国，能解决中国以煤为主这种基础能源结构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中国之“异”。中国人必须在“同”的旁边，解决好它的个性制约之下怎么把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的重大现实问题。

我想把这个哲理层面“有同有异”的命题合在一起，回到一个最基本的概括上：毕竟人类文明要寻求的是“求同存异”而“扩同减异”，越来越多的交流和理解，可促使大家一起在人类文明有可能走向“美美与共”的路径上，寻求我们更多的合作，以合作来寻求人类都认同的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的现实。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寻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现代化道路上，值得与世界各国交流去进一步认识的“命运共同体”中“同”和“异”关系所应有的内涵与导向。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贾康客户端，不代表超天才网的观点和立场。文章及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投诉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