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关于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拟出售巴拿马港口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

不过，原定于4月2日与美国贝莱德财团签署的交易协议，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介入审查后，长和高层表示下周不会签订任何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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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李嘉诚打错算盘了，如今不仅无法顺利卖出港口，还落得了一个难以洗脱的骂名。

真是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巴拿马港口交易戛然而止！

李嘉诚把巴拿马港口交易想得太简单了，没想到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竟然亲自下场，要彻底审查这起交易。

媒体报道称，此次交易涉及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其中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直接影响着中国21%的航运命脉。

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咽喉要道，巴拿马运河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 图源：视频截图

中国政府明确表态，任何交易都必须符合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反垄断二司的介入，标志着资本流动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被纳入国家战略安全的考量范畴。

国企暂缓合作的举措，进一步彰显了官方态度：任何可能危及国家战略安全的资本腾挪，都将受到严格限制。

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是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捍卫，更是对资本无序流动敲响的警钟。

另外，舆论风暴也让李嘉诚家族不得不调整策略。

《人民日报》《大公报》等官方媒体罕见集体发声，将此次交易定性为“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社交媒体上也掀起了“抵制长和系产品”的话题，长和系股价单日暴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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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舆论风暴，李家紧急调整策略，切割风险资产。李泽楷声明与长和无股权关联，家族开始转向其他资产处置，以偿还欧洲债务。

搁浅之后的交易，未来会不会彻底告吹，咱们拭目以待！

从地产教父到资本玩家，

李嘉诚一直备受争议

李嘉诚的商业传奇，始于香港地产的黄金时代。

1958年，凭借“塑胶花大王”的美誉完成原始积累后，他敏锐地察觉到香港地产市场的巨大潜力。

1967年，香港社会动荡，地产价格暴跌，李嘉诚却反其道而行之，大量低价囤地。

这一决策在1970年香港经济复苏时得到了丰厚回报，房价飙升，他手中的190万平米地产资产成倍增长，每年仅租金收入就高达400万港币，一跃成为香港的大地主。

1978年，李嘉诚凭借九龙仓商战成功入主和记黄埔。

这一“蛇吞象”式的收购，离不开汇丰银行的大力支持。汇丰银行不仅以半价出售和记黄埔22.4%的股权，还允许李嘉诚延期两年付款，甚至连定金都提供贷款。

借助汇丰银行的融资，李嘉诚开创了“囤地-开发-溢价”的地产开发模式。

他通过长期囤地，等待土地增值后再进行开发，然后以高价出售房产，获取巨额利润。这种模式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经典范例，也让李嘉诚的财富迅速膨胀。

此外，李嘉诚发明的“公摊面积”虽然饱受争议，却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通行规则。购房者不仅要为套内面积买单，还要承担公摊部分的费用，这一创新为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不过，在香港房地产上大胆，但对内地的公司，李嘉诚一直谨慎小心，宁愿错过，也不想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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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腾讯创业初期，马化腾面临资金困境。经马化腾父亲牵线，李嘉诚之子李泽楷以110万美元投资腾讯，获得20%的股份。

然而，2001年，电讯盈科因收购香港电讯背负巨额债务，面临银行催债。为了保住电讯主业，李泽楷不得不出售腾讯股份，以1260万美元将其转让给南非MIH控股集团。

尽管李泽楷在这笔交易中获得了超过10倍的收益，但从长远来看，他错失了腾讯万亿市值的增长红利。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马云随长江商学院同学拜访李嘉诚。当时阿里巴巴刚刚起步，马云希望获得李嘉诚的投资。然而，李嘉诚对互联网经济持谨慎态度，最终没有投资阿里巴巴。

这让不少网友怀疑，李嘉诚对内地的企业是不是有什么偏见？

直到2015年，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将李嘉诚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文章指责他大规模抛售内地资产，转向英国投资，是“资本逃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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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3-2019年，李嘉诚父子分批出售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核心地带的房产，累计套现超过2000亿港元。这些资金大量流入英国，用于投资英国的电信、电力、供水、港口、机场、零售及地产等行业，一度号称“买下了半个伦敦”。

这一行为在舆论层面却被解读为对中国经济的不看好，甚至被指责为“不爱国”。

特别是在移民加拿大的家族背景下，李嘉诚的“爱国商人”形象受到了严重质疑。他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积累了巨额财富，却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选择撤离，这让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愤怒。

面对舆论压力，李嘉诚罕见地作出回应，否认从大陆撤资的说法，并强调其商业决策是基于市场判断。

这些回应未能平息公众的质疑，他的商业行为早已经被置于道德的放大镜下审视。

一个道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需要考虑到国家战略、公众情绪等多方面因素！

但这个道理可能不存在李嘉诚的人生中。

资本逐利VS国家利益

李嘉诚的商业哲学，核心在于“低买高卖”，追求利益最大化。

这种纯粹的商业逻辑，在他的欧洲基建布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过去几十年，他在英国投资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电信、电力、供水等领域，通过长期持有和运营这些资产，获得了稳定的现金流和丰厚的回报。然而，这种商业策略也让他在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时，显得有些短视。

以这次巴拿马港口交易为例，他试图将战略资产出售给美国资本，以获取高额利润。

然而，他忽视了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贸易咽喉的战略意义，以及这笔交易可能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将如此重要的港口资产出售给美国，无疑是在挑战中国的战略底线。

▲ 图源：视频截图

这一行为，充分暴露了他“在商言商”的理念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冲突。

此外，李嘉诚家族的加拿大国籍和全球化的资产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与中国的利益共同体纽带。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润，将资产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以降低风险。

这种做法虽然符合商业逻辑，但也让他们在面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时，缺乏足够的担当和责任感。

所以说，他们更像是一群在全球市场上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企业家。

与李嘉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和TikTok。

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华为坚持自主研发，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致力于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和禁令，华为依然坚守阵地，不屈服于外部压力。

据统计，华为在过去几年的研发投入占比超过22%，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用于技术研发和创新。这种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和对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尊重。

TikTok在美国市场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政府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对TikTok进行打压和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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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TikTok并没有选择妥协和出售，而是积极应对，通过法律手段和舆论宣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面对美国政府的无理要求，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亲自前往国会山游说，向美国议员们阐述TikTok对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积极贡献。同时，TikTok还组织用户和创作者进行抗议活动，表达对美国政府禁令的不满。

这种敢于抗争、不屈服于霸权的精神，与李嘉诚的“避战”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  结

资本无国界，但企业家有国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当资本的增值与国家战略安全发生冲突时，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长和系在内地的“囤地”争议，以及深圳梧桐山隧道事件，都折射出资本逐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在“囤地”争议中，长和系长期持有土地，却不进行开发，导致土地资源闲置，房价上涨，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在深圳梧桐山隧道事件中，长和系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拒绝政府回购，导致隧道收费过高，交通拥堵，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如何在全球化竞争中平衡商业利益与国家认同，成为当代企业家的核心课题。

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公共利益。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不仅要创造财富，还要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企业更应该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实现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双赢。

参考消息：

澎湃新闻：《李嘉诚卖港口，交易被依法审查》

21世纪经济报道：《美国禁令下的TikTok困局：员工出走，Meta、YouTube等趁机“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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