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在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很多事情，是在我们当下的教育体系中所不敢想象的。

比尔·盖茨 | 作者
《源代码》| 来源

砺石商业评论 | 编辑

最近在出差的航班上，读完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首部个人传记《源代码》。区别于其他大多数企业家会将个人传记的核心部分放在企业发展壮大的部分，比尔盖茨在这部传记中主要讲述了他创建微软公司之前的青少年经历。他在未来还将计划撰写另外两本新的传记，一本讲述他带领微软成为一家世界级科技巨头的经历，另一本讲述他从微软退休后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思考与经历。

在读完《源代码》一书后，笔者并没有太关注比尔盖茨的天赋与才华，而是更关注比尔盖茨所经历的教育环境。比尔盖茨在青少年所经历的很多事情，是在我们当下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所不敢想象的。

例如，比尔盖茨在13岁的时候就和小伙伴经常进行长达数百英里的探险远征；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接触当时最前沿的计算机设备；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并向学校申请延迟毕业；在读大学之前，其几乎不需要玩命的去进行没有太大意义的应试准备；在大学期间，他可以申请休学一段时间，去进行创业......

比尔盖茨之所以最终成为比尔盖茨，离不开他在中小学阶段所经历的教育环境。当下，在中国人们都过度关注大学教育，而严重忽视中小学阶段的教育。但我一直认为，中小学教育要比大学教育重要得多，更应该引起重视。

这是因为，中小学阶段其实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中小学阶段，基本上一个人最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已经被决定。而在当下低效内卷的应试教育环境下，大多数学生都不可能有比尔盖茨那样的经历，只是沦为少数应试教育成功者的牺牲品。而这些少数应试教育体系中的胜出者，不仅大多数都缺乏真正的创造力，且很多人都缺乏很好的品性。

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更好的思考“何为正确的教育”，我们特意节选了比尔盖茨青少年阶段的部分成长经历，以期从中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下教育体系的反思。

以下是比尔盖茨青少年阶段的部分成长经历：

从小便发现自己拥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那就是在看书或思考的时候，我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汽车里、教堂中、餐桌上，甚至任何地方。有时候，这种状态会持续几个小时。有一次，整整两天，我顶着大雪和冻雨，在一条山道上边长途跋涉边思考。

大约13岁时，我开始和一群男孩一起玩，定期结伴到西雅图附近的山上远足。我们是在童子军活动中认识的，参加了几次童子军组织的徒步旅行和露营活动后，我们很快脱离出来，组建了一个小团队，展开自己的探险远征。没错，是探险远征，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想多一点儿自由，也多一点儿冒险，而这是童子军的活动给不了的。

我们这个小团队通常由5个人组成——迈克、罗基、赖利、丹尼和我。迈克是老大，不仅因为他比其他人年长几岁，也因为他有更丰富的户外徒步经验。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徒步远行了数百英里，足迹遍及西雅图北边的奥林匹克国家森林和冰川峰荒野，甚至沿着海岸线走过几次。我们的徒步之旅经常持续1周甚至更久，只靠几张地形图指引方向，一路穿过古木林和乱石滩，穿越乱石滩时，我们会计算潮汐的时间赶路。我们在不同的学校就读，但一放寒假就会抽出1周时间，在雨雪交加的日子远足露营。这意味着我们整整1周都要穿着湿漉漉的、让人浑身发痒的羊毛军装裤，脚趾头冻得发紫。我们不用绳索和扁带搞专业的技术攀岩，更不会去找陡峭的岩壁，就只是长途跋涉。全程一点儿都不危险，只除了一样：我们不过是一群半大小子，置身于深山老林中，距离最近的救援点也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而且当时距离手机问世还有很长时间。好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湿个身、挨个冻。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成长为一支充满自信、紧密团结的团队。我们经常会在结束了一整天的徒步，定下来在哪扎营后，无须多言就各自忙活起来：迈克和罗基会把晚上遮在我们头顶上的防雨布系好，丹尼去林中捡拾干柴，赖利和我则小心翼翼地用引火条和小树枝生过夜用的篝火。

我们会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吃晚餐，虽然只是一些轻便、易携带的廉价食品，但足够充饥，让我们有能量走完全程。我甚至觉得再没有比这些吃起来更香的食物了。晚餐时，我们会切一块午餐肉，配上汉堡好帮手（Hamburger Helper，意大利面和粉状调味料）或是俄式酸奶油牛肉。早餐时，我们要么冲上一包谷物饮品，要么吃一种加水后就可以制成西部煎蛋卷的粉末——至少包装上是这么说的。我最爱的早餐是奥斯卡·梅耶牌（Oscar Mayer）的烟熏热狗肠，这款以“全肉”为卖点的商品如今已经退出市场。我们共用一口煎锅来烹制大部分食物，然后用各自携带的空咖啡罐盛着吃。我们用大号咖啡罐打水、炖菜、装麦片粥。我不知道是我们中的哪一位发明了树莓热饮，这虽算不上什么伟大的烹饪创新——不过是把速溶果冻粉加进开水里，但它既可以充当甜点，又能在早起开始一天的远足前提升一下血糖。

我们远离了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管教，自行决定往哪儿走、吃什么和什么时候睡觉，自己判断要去承担哪些风险。在学校里，我们这帮人里没有一个是那种酷小孩。只有丹尼参与过一项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篮球，而他很快又退出了，只为了给我们的徒步旅行腾出时间。尽管当时徒步旅行在我们这一地区日益流行起来，但并没有多少青少年会单独行动，更不用说在深山密林里行走8天之久。

那些年，我还和另外一帮男孩消磨了不少时光。肯特、保罗、里克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学校——湖滨中学，在校方的安排下，学生们可以通过电话线连接到一台计算机主机。那年头，青少年居然可以接触到计算机，无论是哪种形式的，都极其罕见。我们4个对这件事可上心了，把所有的闲暇时光都花在编写简单的程序、摸索能如何利用这台计算机上。

表面看来，徒步旅行和编程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感觉上，它们都是探险活动。和这两波朋友一道，我探索着新世界，前往那些甚至连大多数成年人都无法抵达的地方。我特别喜欢那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亲密无间的情谊。

我在湖滨中学读高三那年的12月，迈克打电话给我，告知团队接下来的计划：下周去奥林匹克山徒步50英里。他选择的这条线路叫“普雷斯探险步道”，它得名于1890年在一家报纸的赞助下探索该地区的探险队。他们的那次探险之旅历经磨难，队员们的食物消耗殆尽，衣服也都破破烂烂。迈克的意思是我们要走这条艰难的路吗？没错，但他们的那次探险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迈克说。

可就算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条徒步路线依然异常艰苦，因此大多数人选择夏天启程。我们给自己安排的挑战是尝试在冬天拿下它，我们的计划走到奎纳尔特河边再折返回来。身为小团队中最瘦小的成员，我比其他人都怕冷，常常冻得瑟瑟发抖，走得也格外艰难，尤其是在每年12月经常大雪齐膝、冻雨倾泻的奥林匹克山上。但既然其他成员——罗基、赖利和丹尼——全都积极响应、跃跃欲试，我才不会当临阵脱逃的胆小鬼。再说，还有一个比我小几岁、名叫“奇普”的童子军也积极参与到此次冒险中。我必须得去。

按照计划，我们要爬过低分水岭山口，下到奎纳尔特河边，然后原路返回，每天晚上在沿途的简易木屋里休整。全程共计8天。第一天很轻松，我们在一个风景优美、被白雪覆盖的高山草地待了一晚。接下来的一两天，在我们攀登低分水岭的过程中，积雪越来越厚。当我们走到计划过夜的休息点时，发现它已经被埋在大雪中。我有片刻的私心窃喜，认为我们肯定会原路返回，回到那个当天早些时候路过的条件更好的落脚点，我们还会生个火，暖暖身子，然后大吃一顿。

迈克提议投票决定是往回走，还是一鼓作气走到目的地。我们无论选哪一项，都意味着要继续走几个小时。迈克说：“我们在山脚下路过了一个休息点，就在我们下方1800英尺处。我们可以走回去，在那儿休息，也可以一直走到奎纳尔特河边。”他不需要点明那个事实：走回去的话，便意味着放弃了我们行至河边的任务计划。在举手表决的过程中，很明显，我是少数派。

“你是怎么想的，丹？”迈克问。丹尼是我们这个小团队中非正式的二把手，他比其他人都高，是个能力很强的徒步旅行者，一双大长腿似乎永不疲惫。他还是我们所在的童子军军团的团队长。不管他说什么，都将显著影响迈克的最终决定。

“我觉得咱们继续走吧，都快到那儿了。”丹尼说。

再次出发几分钟后，我说：“丹尼，我对你可有点儿意见。你本来可以阻止这一切的。”我是在开玩笑——半真半假地。

那次旅行令我印象深刻，不仅因为那天可把我冻惨了，还因为我接下来做的事：我陷入了自己的思绪，在脑海中构想着计算机代码。

大约就在在那段时间，有人借给了湖滨中学一台计算机，它是由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制造的PDP-8。那是1971年，尽管我当时已经深度接触方兴未艾的计算机领域，但还从未见过可以与PDP-8相提并论的东西。那时，我和朋友们一直使用的都是体量巨大、与他人共享的计算机主机。我们通常借助电话线与这些主机相连，除此之外的时间，它们都会被锁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这台PDP-8却是设计给个人直接使用的，它的个头足够小，可以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尽管1台PDP-8就重达80磅，价值8000美元，但它可能是那时最接近10年后才会出现的个人计算机的设备了。为了挑战自己，我决定试着为这台计算机编写一个BASIC编程语言的版本。

在去普雷斯探险步道前，我正编写的那部分程序会告诉计算机执行运算时的顺序，假如有人输入3（2+5）×8-3这样的算式，或是想要制作一个需要复杂数学运算的游戏，它就能派上用场。在编程中，这个功能被称作“表达式计算”。拖着沉重的脚步，两眼紧盯前方的地面，我琢磨着自己的计算工具，苦思冥想着执行运算所需的步骤。关键是要小，那会儿的计算机内存极其有限，这意味着程序必须精简，使用尽可能少的代码才不会占用过多的内存，因为PDP-8的RAM（随机存取存储器，计算机用来存储工作数据的内存）只有4K（千字节）。接下来，我构想着代码，试图追踪计算机将如何遵循我给出的指令。步伐的频率有助于我思考，就像我曾习惯于思考时原地晃动身体。在那天其余的时间里，我的头脑完全沉浸在编写代码的难题中。当我们下行到谷底后，积雪路逐渐转为一条平缓的小径，我们穿过一片古老的云杉和冷杉林，直到行至河边，搭起帐篷，吃东西，最后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已经在像鞭子一样抽打着脸颊的大风和冻雨中爬回了低分水岭。我们在一棵树下停留片刻，分食了一包乐之饼干，然后继续前往下一个休息点。那个前一天还空无一人的休息点，如今挤满了等待暴风雨过去的露营者，可谓人满为患，所以我们只好继续前行。这段路走得很慢，因为在那之前，奇普在穿过溪流时不慎滑倒，摔破了膝盖。迈克为他清理了伤口，用绷带包扎好。此时，我们的行进速度只能以奇普一瘸一拐能跟上为上限。我全程一直默不作声地在头脑里分析我的代码。那天，我们最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走了20英里，这是我们行走距离最长的一天。

有句名言说得好：“我本来可以写封短信，但我没时间。”同样，用啰里八唆的代码写一个长达数页的程序，要比仅用一页篇幅编写同一程序容易得多。啰唆冗长的程序运行起来更慢，占用更多内存。在这次徒步旅行的过程中，我有时间把程序写得短小精悍。在漫长的最后一天，我将它进一步精简，就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削一根树枝，直到把一头削尖。我最终呈现的成品似乎既实用高效，又简洁明快。

最后一天，太阳出来了，我感受到了那种永远只有在徒步旅行完成后、所有艰苦的工作都已成为过去时才会涌上心头的满足感。那个已存储在我头脑中的程序，也带给我一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丹尼打断了我的思绪，他跟我说起那年早些时候他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主角是一个靠石油生意发家致富后又捐出所有财产的工业巨子，这家伙身为商业大亨时以冷酷无情著称，作为慈善家却是出了名的乐善好施。丹尼很喜欢这种反差，他对自己给这篇文章起的标题也很满意——“洛克菲勒悖论”。或许是因为我仍在为没有中途折返而心怀不忿，或许是因为我不相信会有人愿意捐出全部身家，又或许我只是想回到编写代码的状态。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我当时对丹尼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故事。”在那段日子，我这么莽撞地答复其他人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

如今回头去看，这真有点儿可笑！想想吧，许多年之后，就会有人拿我与洛克菲勒做比较，并以类似的方式加以描述。我的这个拼凑一行行计算机代码的业余爱好，有朝一日居然会为一个改变世界的行业奠定基础，并且创造出可以与早年间那些“强盗大亨”相提并论的巨额财富，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不可想象的。倘若你向我预示这一未来，我可能会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我可能还会就软件和计算机将极大地造福世界这件事与你争论一番。

差不多就在那次徒步旅行的3年后，我正在写另一个需要表达式计算的程序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自己在又冷又湿的普雷斯探险步道上艰难跋涉时构思的那几行代码。我将其敲进计算机，它们变成了微软首款产品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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