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曹德旺先生因到美国巨额投资建厂，以及对中美产业政策及环境的实话实说与警醒性谈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赢得广泛的尊敬。 

曹德旺先生早就被称为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企业家、工业家之一，同时，他也是自学成才的经营管理大师，是至今已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超过80亿人民币，却不以大慈善家自居的大慈善家。 

去年，华商韬略曾根据曹德旺先生赠阅的自传性著作《心若菩提》以及其他公开资料，以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简单回顾他的人生与创业历程和精神。特将此文再次修订并分享（未经本人审定），也向老先生致敬：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我的父亲曹河仁先生是个生意人。他在1935年以前的几年曾在日本学做生意，赚得了10万日元。那时日元汇率比美元高，这10万元算得上一笔巨款。

“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带着全家落户上海，他四处投资继续做生意。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非常忙，忙到忘记给我取名字。等到我9岁快入学时，我的名字还叫“小印度”，因为我没名字，而且母亲总爱给我穿巡警样式的制服，而街上的巡警大多是印度人。还是长福伯给我取的学名“德旺”，寓意“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这让我高兴了好几天。我对家里的好光景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就搬回福清老家，而我们的大部分家产都和一艘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去了。 

我的母亲陈惠珍，是“地主”家的千金，是她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才让我们在老家建起一幢二层小楼，一个用三合土垒成的小院子。 这个小院干净、漂亮，但我们吃不饱。父亲远在上海赚钱，但每月寄回来的钱不一定会按时到；家里十几亩薄田也没什么产出，母亲和我们6个兄妹常饿肚子，常常是一天两餐，还是汤汤水水。我们饿到难受得直叫唤，这时母亲会把我们聚在一起玩游戏、唱歌。她总是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记住：“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这些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因为家贫，我9岁才入学，但14岁就辍学了。从小，父亲就常和我说：“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怜悯心……”我不太相信自己有那么多“心”，懵懵懂懂。

辍学以后，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高。因为经商起起落落，他把做小生意养家当做了人生归宿。我想的是要赚钱，赚很多钱。1968年，经人介绍，22岁的我和陈凤英结婚。刚结婚我就提出和大家庭分开过日子，母亲很生气地问：“为什么要分开？”，我也很激动：“我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

我最终有了闯荡天下的“资格”。我看上了做白木耳的小生意，并且和凤英商量，卖掉她的嫁妆，又借了些钱，凑了几百元，当做种白木耳的本钱。当时，很多人都在种白木耳，政府也不反对。后来，我把白木耳卖到价格比较高的江西，但还是不赚钱，只是没有亏而已。我明白了，自己种是赚不到钱的。从江西回福州的时候，我盘算着，白木耳在福建卖1元，到了江西能卖3元，如果我只倒卖赚差价，不就赚到了吗？回到老家我就和乡亲们收购白木耳，卖到江西去，一次就赚了近千元，到1970年底，我赚到了3000元。那时，2000元就可以盖一个房子。我心想，用这3000元做最后一次，就可以结束生意，好好过年了。可这最后一次却被民兵查了，差一点弄个“投机倒把”的罪名。我没赚到钱，还赔得一无所有，从江西回来我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英国某哲人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但我很快明白，我连哭的本钱都没了，因为还欠了人家一堆债，我只能打起精神。回到村里，我挨家挨户地解释，向乡亲们承诺：“短了的钱，我一定一分不少地给上。”还好，他们都信我，都愿意等。

这时候，村干部到我家说修水库的事情。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发动人民的力量兴修水利工程。去修水库每天只能拿3元工钱，但迫不得已，我只能选择去，去了才有赚一点钱的机会。

我在工地拉车子，一车土半吨，运一次要走十多公里，一天拉三个来回。我还在工地做过修车工、炊事员。当修车工是因为工地的一场大火，把我的车子给烧坏了，但我没有围着营长要赔偿，而是申请自己修车，解决生产的问题。我是营里最后一个拿到赔偿的，营教导员对我的行为特别赞赏，他把剩下的赔偿款，比如粮票、布票什么的都让我领走。没想到这些赔偿变现后有1000多元，而很多吵着要赔偿的工友，也就拿到几十块钱。我不吵不闹，还忘了要，却得到人家主动给我这么大一笔赔偿！

更奇妙的是，在营教导员的帮忙下，我在江西被民兵夺走的白木耳，按收购价——比市场便宜了三分之一，卖给了政府。这让我彻底还清了乡亲们的欠款。那段时光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修完水库，我到莆田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这期间偶然碰到一个同乡人。他向我讨一口井水喝，我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生病，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凉茶拿出来请他喝。考虑他要走的路还远，我还请他留下休息一晚，帮他搭班车。后来我知道，他是山兜农场的场长，名叫王以晃。当时，我只是出于怜悯，但王以晃感恩在心，坚持请我到他的农场当销售员，卖树苗。

1973年春，我到了他那里，不到一年就摸清了销售的窍门。我和村民商定，卖一棵树苗我拿20%，80%给他们，这样整个村子的树苗都是我在卖。到1975年我足足赚了6万元，当时有这么多钱也不敢露富，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铺了厚厚一叠！王以晃是我此生第一个好兄弟。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因为这个，才有了后来的福耀。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我凭借多年的生意经验认为，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政府同意了，就这样，我没掏一分钱承包了玻璃厂。一年内，我就把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净利20多万，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武夷山玩，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司机训斥说：“你小心一点，别碰坏了我的玻璃，几千块钱一块呢，你赔得起吗？”玻璃能值多少钱？我觉得这个汽车玻璃有100元就够了，哪可能那么贵？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后，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发现司机的话一点不假，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这让我无比震惊，因为我算下来认为，如果我来做，汽车玻璃的成本应该不会超过200元。我还发现，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说明他们欺负中国人，认定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就卖这么贵，再贵，也只能买他们的。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其他人不做，那我来做，我一定要做出来。

 

 

1986年，40岁那年，我开始筹备这件事，我来研究，来生产——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专用玻璃。我的思路是吸引资金、形成产品、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筹备中，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其时，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产品，我们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成熟技术和人才，和外商比我们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因此，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我们连夜赶到上海，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紧接着，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经过多次调试，从芬兰引进的机器最终生产出合格的汽车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比市场上的外国货便宜了很多。

最初，汽车厂不认我们的产品，我就从维修市场做起，因为价格便宜，质量也不差，所以非常热销，1986年我赚了70万元，1987年赚了500万元。因此，有人说，“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这是我这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其正确，首先是在方向正确，方向决定结果。

 

 

1987年，我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然后，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价也一降再降，但还是暴利。很快，国内的企业蜂拥投资汽车玻璃，维修市场进入恶性竞争。1993年，我们痛苦转型，主攻配套市场，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公司上市以后，我的事业越做越大，也遇到很多新问题。就企业本身层面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提高公司的整体管理水平，跳出乡镇企业的思维局限，建立起一套现代化企业管理流程和先进体制，朝中国一流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迈进。我决定向西方企业学习。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追求创立先进的民族工业，也奉行开放、包容，向一切先进者学习。

1995年，我到美国学习考察，拿回了他们一样东西：在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制度，聘请专家担当福耀玻璃董事会的独立董事，确保小股民的利益。我请人来监督我，作为福耀玻璃的大股东，我的这一做法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可谓开了先河。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企业大了就是大家的，社会的，企业要发展更大，也要依靠大家，依靠社会，并对大家和社会负责。我始终致力于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后，1996年，我又引进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让董事会重视发挥独立董事、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注意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合理的职责分工，使董事会更能关注公司长远发展。我把再小的股东和再大的股东一视同仁地看，尊重大家的利益，也舍得给股东们分红。公司上市以来，我们大把发现金红利，股利，我们分给股东们的红利远远大于我们从资本市场募集到的资金。为了维护小股东利益，我还做过一件被人看来很傻的事情。1996年，我们与法国圣戈班合作，由他投入1530万美元，与福耀合资成立万达汽车玻璃，法方控股51%，福耀玻璃占股49%，同时，福耀集团将42%的海外法人股转让给圣戈班。我的想法是，借助圣戈班全球销售网络和行销经验扩张海外市场，但最后我发现，圣戈班的想法是，把我们的合作作为全球布局中的一颗棋子。大家想的不一样，同床异梦的合资仅仅维持了3年，福耀集团还因此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亏损。如果再这样下去，必然让小股东跟着一起受损，所以，我当时就做了决定，出资3000万美元回购圣戈班持有的福耀股票。

回购圣戈班持有福耀股份这件事，这也是我这一辈子中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在中国人当中也应该是骄傲的事情。在福耀亏损很严重的情况下，在股东内部意见不统一、圣戈班没有信心、一些股东想退股的情况下，我们有胆量把它买回来，不仅维护福耀集团的企业信誉，也维护了中国人的信誉。在这件事情上，我做得很漂亮，它让我至今还感到骄傲自豪。而时代和社会也厚报了我，因为当年不计个人得失的大胆和争气，才有了今天的福耀。虽然两家企业最后以“离异”告终，但3年的合作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的员工直接到法国圣戈班的生产一线接受再培训，也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典范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与圣戈班分道扬镳后，福耀集团立刻恢复了合资前的生猛态势——回购股份当年，我们就实现利润7000余万元，2000年利润又翻了一番达1.5亿元。我向西方学习，与他们合作。但学习，合作都是建立在平等、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若被他们欺负，甚至中国被欺负，我也是会斗争到底。

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向包括福耀玻璃在内的中国汽车玻璃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查。遇到这样的事，很多人选择认赔，因为打这样的官司非常劳神费力，而且也没有经验和把握赢。但我立即成立专门的反倾销应诉办公室，并派出工作小组，参加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的公开聆听。经过8个月的艰苦应诉，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侵害。我大获全胜，赢得我国入世后的第一起反倾销案。

2004年，我们在美国也获得反倾销诉讼胜利。至此，由福耀领导的反倾销应诉取得完全胜利，不仅为福耀，也为全国汽车玻璃业争回了公道。为什么要应诉，因为我认为，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态度、一个行业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的态度！美国起诉的并不是福耀集团一家企业，而是整个汽车玻璃行业，很显然他是冲着我们中国来的，作为中国汽车玻璃协会的会长，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想，我有资格、有义务、有责任站出来，无论是为维护国家的声誉、民族的尊严还是行业的利益，我都必须站出来据理力争，打这场官司。很多人说我是中国“入世”后反倾销胜诉第一人，了不起，我觉得我受之无愧。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福耀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也成为了世界级的先进企业，成为了全球一流的汽车玻璃供应商，并为行业树立着典范。

 

 

如今，福耀集团已在福建、吉林、上海、重庆、北京、广东、湖北、河南、内蒙、海南、俄罗斯、美国等地建立了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与全球化的销售。在中国，每三辆汽车中有两辆使用福耀玻璃，在全世界，我们的市场份额占到了20%。宾利、奔驰、宝马、奥迪、通用、丰田、大众、福特、克莱斯勒、日产、本田、现代、菲亚特、沃尔沃、路虎等世界知名品牌，都是我们的长期客户。

2009年，我还作为首位华人企业家，获得了具有世界企业界奥斯卡之誉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在颁奖典礼现场，我让我们的国旗高高飘扬，我告诉他们，我是代表中国人来的。很多人会问我，一路创业的困难，实话实说，真正的困难，很多都在企业之外。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80年代末的整党整风运动中，镇上的人都传“曹德旺有经济问题，要被抓起来了”，我不相信，因为我没做坏事。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因贪污被告了！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带着公司的账目、复印资料、合同文件和全部单据到县委找书记，针对贪污“指控”解释清楚了所有问题，我对书记说，如果我贪污了，我每非法捞一分钱，你就判一年徒刑。书记说，“如果你能够为今天的话负责，回去把生产抓起来。”也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我专门学习了会计学，而且要求财务把公司所有单据必须保留。

 

 

越是阅历增加，我越是发现父亲当年的话是多么的正确——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是专心、用心、恒心才有了福耀的今天。也是有了正心、善心和怜悯心，我们才能在慈善事业上做了些事情。我到今天已经捐款超过80亿人民币了，很多人说我是伟大慈善家，也有很多人都感谢我，感谢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带给他们福祉。但我一直觉得，做慈善不存在谁感谢谁，没有贫困弱者需要你帮助，你想积功德做好事还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么简单。慈善也没有大小，我捐八、九十亿，不比那些自己生活都困难，但还在周济别人的人来得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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